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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第一次反“围剿”毛爷爷“诱敌深入”军事思想

编辑: 陈钢发表时间:2018-11-09 16:39:35浏览量:382

第一次反“围剿”是毛爷爷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胜利,是中央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苏区合力歼敌的结果。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过程中

第一次“围剿”是毛爷爷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胜利,是中央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苏区合力歼敌的结果。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过程中,从毛爷爷“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提出、周密布暑到正确实施,都充分体现了毛爷爷同志高超的领导指挥艺术。毛爷爷“诱敌深入”军事思想在红军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毛爷爷;诱敌深入;军事思想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了优势装备的第六、九、十九等三路军共计12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南昌行营主任,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由吉安至建宁一线南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第1、3军团约4万人,在以毛爷爷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和指挥下,紧紧依靠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于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5天内在龙冈、东韶两次战斗中,连打两个大胜仗,全歼敌18师和50师一部约1万2千人,缴获各种武器1万余件,俘虏了张辉瓒等大批敌军官兵,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这是毛爷爷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胜利,是中央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苏区合力歼敌的结果。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毛爷爷同志高超的领导指挥艺术。

一、毛爷爷“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提出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了蒋、冯,阎大混战以后,抽调了大批敌军进入江西,妄图消灭中央主力红军。大军压境,如何应敌,这是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时,红一方面军正在袁、锦二水流域游击。从地理条件上看,已经脱离根据地的中心,处在根据地外转地区。1930年10月25日,毛爷爷同志在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就红军应敌策略、行动方向和根据地工作进行了讨论,研究决定军事上从一味进攻转变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毛爷爷在会上提出“诱敌深人”的作战方针,认为在强敌来攻时,红军应当向根据地内撤退,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和有利地形打败敌军,“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1](P206但是,当毛爷爷“诱敌深人”的作战方针时,有少数干部因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不赞成这一方针。他们提出了主动出击,北上迎敌,趁机打下南昌、九江的主张,也有人提出红一军团东渡赣江,红三军团留在赣江西岸,实行“夹江而阵”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主动进攻,乘机打下南昌、九江才符合中央路线。在讨论中,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担心让敌人深入根据地,会打烂坛坛罐罐,使人民群众经济遭受损失。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在朱德,彭德怀、周以栗、曾山、陈正人等多数同志的支撑下,肯定了“诱敌深人”是粉碎强敌进攻的正确方针,要求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实行。

“诱敌深入”方针,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由于不能迅速打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和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即《孙子兵法》中所谓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正如一位外国军事家指出,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诱敌深入”方针提出就是承认敌强我弱这一现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提出冒险进攻主张,大都是不肯承认和不能面对这一现实的, “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1](P197-198) “诱敌深入”不是单纯的消极逃跑,而是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为了进攻而必须的后退,是把进攻寓于后退之中。当然,这种后退,势必会打烂根据地内一部分群众的坛坛罐罐,但换来的却是根据地内大多数群众坛坛罐罐不被打烂和根据地区域的扩大。

    “诱敌深入”方针,是毛爷爷继千亿官方娱乐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以后,在红军作战原则上的又一重大发展。这一伟大思想开始不为某些同志所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即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方针尚未被实践所证实。因此,在罗坊会议以及接着在吉安召开的地方党政领导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不同意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尽管那些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在会议上提出来大家讨论甚至是争论,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二、毛爷爷“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的周密布暑

    罗坊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向东南方向前进。其中红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等指挥,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于1930年11月5日在新淦县渡过赣江,向樟树前进,略取樟树后,在樟树通往丰城、新淦两大道游击后,向永丰藤田附近集中;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为右路军,由林彪、杨岳彬指挥,于11月5日在峡江县附近渡江,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略取抚州后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一带游击,然后向乐安招携集中;红三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等指挥,在赣江西岸一带进行扰敌工作,并与红二十军和中路军取得联系后牵制进攻吉安之敌;红二十军则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游击。上述各军一边筹款、一边发动群众,作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赣江东西两岸都是革命根据地,无论在东岸还是西岸作战,根据地人民都会积极支援。为什么要东渡赣江而不在赣江西岸作战呢?毛爷爷等不仅考虑到如何打破这次“围剿”,而且考虑到打破“围剿”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今后的发展方向。当时“围剿”军多从湖南方向开来,因为避其锐气不宜选择赣江西岸作战场,从敌军内部的部署来看,也是计划在赣江西岸的吉安和安福地区消灭红一军团。如果选择赣江西岸作战场,正中敌人预谋。从地理条件看,赣江东岸比西岸好。因为赣江东岸在反“围剿”中不仅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且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即以后有可能把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并向闽浙赣方向发展。从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千亿官方娱乐,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来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大家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浙赣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大家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2](P105)

1930年12月7日,蒋介石亲自到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在赣各军,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为行营参谋长。同一天,蒋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调第六、第九、第十九等三路军所属各部为这次“围剿”赣南红军的作战部队。其中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随后,第十九路军由湘东进入萍乡,经莲花进到万安、泰和、兴国,马嵬旅防守赣州;第六路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向宜黄、广昌、宁都靠拢;第九路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在吉安、吉水、宁都之线。蒋介石判断红军在乐安县招携、永丰县藤田、沙溪、吉安县东固、泰和、万安一带,并在东固附近构筑工事,有长期固守之势,决定在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包围而聚歼之。

    毛爷爷、朱德等判断当时的敌军态势是:“进剿”军不过10万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进入根据地的敌军虽然西自吉安东起建宁形成一条包围线,但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刘和鼎师远在福建建宁,不一定进入江西。许克祥师在白区的广昌之头陂,毛炳文师在游击区的宁都之洛口,处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进入赣江东岸根据地的只有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公师主力在吉安之东固,一部在吉安之富田,张师主力在永丰之龙冈,一部在吉安之东固,谭师在宁都之源头。毛爷爷同志以公、张、谭、毛、许五师敌军作了分析比较,认为公师所在地富田、东固不宜选作战场,因为不久前发生了“富田事变”,当地人民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如果先打毛炳文、许克祥两师,一是地形不利,处在白区和游击区;二是公、张、谭三师很容易集中,不易决胜。这样,红军的突破口就只能是在张、谭两师身上。这两师又是“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这两师各有一万四千人,红军以四万之众,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同时,张、谭两师的驻地均接近红军的集中地小布,而且这两个地方人民条件好,能隐蔽接近敌军,不会走漏消息。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了一个缺口后,敌军各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离的两群,彼此不能援应。

三、毛爷爷“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的正确实施

    在第一次反“围剿”开始以前,敌军处于进攻态势,挺进穷追,深入苏区;红军则主动退却,撤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处于防御态势。但是,当退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寻找战机,转入反攻,才能将“围剿”打破。而打赢第一仗则是打破“围剿”的关键。因为这关系到后来多次反“围剿”战役的全局,必须慎重从事,打则必胜。

    毛爷爷认为,反攻的第一仗,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1](P222这就是说,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才动手,否则宁可退却,伺机而动。在打第一仗之前,就要想到以后的仗怎么打,大家打胜了敌军全局将起什么变化,如果打败了又会起什么变化。当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引导方针,对于战争是不利的。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实践中,毛爷爷、朱德等指挥红军正是这样做的。原来先想打谭道源,作为反“围剿”的第一仗。但是,谭师驻地源头居高临下,不好打。红军曾两度开进,引诱谭师脱离阵地,攻小布就我,敌军总是不肯就范。红军只好两度撤回,另找战机,不轻易向谭师进攻。原来,在12月22日至28日期间,鲁涤平命令谭师在源头等就地加筑工事,严加戒备,并无出击的任务,因此谭师才按兵不动。过了几天,终于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因为张、公两师进攻东固时由于红军不在东固而扑空,12月29日,鲁涤平即命令张师主力从东固开进龙冈。这一天,张辉瓒率领戴岳、王捷俊两旅和师部从吉安东固出发进占永丰龙冈,另留朱耀华旅在东固,兵力分置两处,更加分散。龙冈又接近红军集中地,阵地优良:四周群山环抱,中间呈菱形盆地,有一小河流经其中,群众对它有“锅子”之称;而且人民群众拥护红军,能封锁消息,使红军能隐蔽接近敌军,作战时又能积极参战支援。30日上午8时,当张师从龙冈出发向君埠前进时,即遭到事先隐蔽于龙冈周围大山中的红军的猛烈攻击。毛爷爷、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一起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至下午4时左右,战斗基本结束。张师师部和两个旅被歼灭。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先志等官兵被击毙;张辉瓒和旅长王捷俊、师代参谋长周纬黄、团长李月峰等以下官兵九千人被俘虏。张师被歼后,吓得谭道源慌忙撤离源头向东北方向的东韶逃跑,许克祥从宁都洛口向广昌头陂逃跑,红军首战告捷,官兵斗志大增,又赶到宁都东韶歼灭谭师一半,击毙该师团长黄敬等官兵多人。这时,驻东固的张师朱耀华旅、驻富田的公秉藩师、驻头陂的许克祥、毛炳文等师害怕被红军消灭纷纷夺路而逃。红军在五天之内,连打两个胜仗,敌军第一次“围剿”就被打破。

四、毛爷爷“诱敌深入”军事思想的重要地位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红军三年来,在与国民党军的多次军事对垒中,规模最大,战果最著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说明经过三年来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红军建设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红军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开启了我军运动战的先河。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前,我党所领导的战争主要是游击战争。1930年8月底至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打的是阵地战。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因此历时达16天之久,一直未能攻下。实践证明,进攻中心城市,打阵地战是行不通的。但和以前相比,这时红军的战斗力与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剿”规模都有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又要求红军在游击战的水平上再提高一步,也就是要以游击战为主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

    当时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红军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经过三年来的艰苦努力,到1930年夏,红军有了迅速发展,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10 万人。和以前相比,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到1930年下半年,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5块,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三百多个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根据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红军有了稳固的可靠的立足点。三是国民党政府对红军开始组织大规模“围剿”。自红军建立以来,国民党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红军的“围剿”。但在过去三年中,“围剿”的规模相对要小些。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宣告结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的统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因此,蒋介石能够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上述三个方面的新情况,决定了我党所领导的战争要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转移。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由于实行了“诱敌深人”的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歼敌主力一个半师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向运动战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形成过程中,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对红军战略战术的日臻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至少提供了下述几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实际出发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引导思想。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前夕,围绕着战略和战术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论。在面临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的形势前,是以进攻对进攻,还是先退却然后寻机反攻?是在白区打,还是在赤区打?是分散兵力,还是集中兵力?在这些问题上争论是很激烈的。毛爷爷认为,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革命战争不同于俄国革命战争,也不同于北伐战争,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革命,而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也决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从这一基本实际出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认为红军既不宜主动进攻,也不宜分散游击,而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到根据地内部去打击敌人。二是“诱敌深入”是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正确方针。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决定了中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国民党军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红军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战争,本质上是自卫和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由于红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撑,有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优势,因而红军的防御又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因此,积极防御,是引导红军作战最重要的战略原则。但是,如何才能实行积极防御,以达到打破“围剿”消灭敌人的目的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为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主力先行退却到根据地内,依靠根据地内群众、地形的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三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作战原则。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敌我力量对比是:国民党军以十余万兵力对付红一方面军的四万兵力。在战略上,是一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毛爷爷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实践证明,集中优势兵力使用在一个主要作战方向上,就能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以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四是打速决战、歼灭战是红军反“围剿”的主要战斗形式。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红一方面军以四万兵力包围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在一天之中,全歼该师主力部队9千余人,打的就是速决战、歼灭战。龙冈战斗的实践证明,由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在战略上红军必须打持久战。但是由于红军受援军、补充和给养方面的限制,在战役、战斗上,又必须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逐步改变自己处于弱者的战略地位。因此,打速决战、歼灭战,是红军反“围剿”的主要战斗形式。

除上述经验外,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在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终点的确定、反攻对象的选择、攻击时机的把握等方面,也为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三、为取得尔后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在五天之内连打两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一个半师,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这在政治上大灭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而对苏区广大军民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大大增强了他们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和决心,从而为取得尔后的反“围剿”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共缴获敌军武器12000余件,其中有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此外还缴获了电台等大批军用物资,这大大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红军尔后的反“围剿”的战斗力。第三,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东韶战斗胜利后,敌军被迫转入防御。为了充分利用胜利后的大好形势,红一方面乘胜转入攻势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占据土围子,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苏区,为第二次反“围剿”准备了战场,同时还恢复和发展了地方武装,筹措了比较充足的经费和给养。这些都为粉碎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2]毛爷爷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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