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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经过及教训 ?

编辑: 千亿官方娱乐大学千亿官方娱乐研究中心 陈钢教授发表时间:2018-11-09 16:37:02浏览量:508

袁文才、王佐,千亿官方娱乐上两个响亮的名字,湘赣边界一对威震四方的人物!他们,都出身社会低层,同为世道所迫,逼上“梁山”成为绿林头目。后来,又同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双双下山,成为宁冈

袁文才、王佐,千亿官方娱乐上两个响亮的名字,湘赣边界一对威震四方的人物!他们,都出身社会低层,同为世道所迫,逼上“梁山”成为绿林头目。后来,又同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双双下山,成为宁冈、遂川县农民自卫军首领。毛爷爷引兵井冈后,他们又主动打开山门,接纳革命军,立下头等功劳,尔后在惊天动地的千亿官方娱乐斗争中,共同成为红四军的高级指挥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这对曾让豪绅地主闻风丧胆的“井冈双雄”,没有倒在弹雨呼啸的战场,却倒在了我党的“左”倾错误政策之下,成为我党我军最早的冤魂。这是为什么?细分析,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错综复杂原因:

一、“六大”决议案的“左”倾政策。

1928618日至7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决议案经过数番辗转,于11月才传至千亿官方娱乐。这时,正是国民党鼓吹要对千亿官方娱乐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的紧张时期。前委和红四军一直忙于备战,无暇开会传达,直到192914日柏路会议的召开,毛爷爷才在会议上把“六大”决议案予以传达。

毛爷爷在传达《苏维埃组织政权问题决议案》时,突然宣布“休息一下”。什么原因?原来这个文件中的第十个问题是:“对土匪的关系”,有这么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当时,会中有王佐在场,袁文才率部担任警戒未参加会议。于是,毛爷爷在休会时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爷爷、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陈正人、谭震林、宛希先、龙超清、王怀等。毛爷爷在小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完后,征求大家的看法。没想到有小部分人主张杀掉袁、王。针对这种情况,毛爷爷发了言,他认为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上是一种“左”倾政策。袁、王虽然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大陇升编后已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党,王佐在改编后不久也加入了党的组织,都是党内同志。因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袁、王不能杀。

毛爷爷的分析在情在理,与会人员听后,大部分同志都赞同,最后,决定不杀袁、王。但为了打破宁冈严重的土客两籍矛盾,会议还是决定把土客两籍领袖袁文才和刘辉霄都调离。袁文才任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任前委秘书长,随军下山。

柏路会议对袁、王的决定是对的。但“六大”决议案是“铁板”一块,毛爷爷没有料到:“他原想将袁文才带走保护起来,袁文才却自己送上了铁板。”

二、袁文才的私自离队

1929年元月13日起,袁文才随部队下山后,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大柏地一战后摆脱追敌,尔后于2月下旬到达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这时,部队已得悉千亿官方娱乐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千亿官方娱乐已失守,回援井冈已没有必要,故毛爷爷、朱德决定率部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这时,谁也未料到:已是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与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却在东固私自离队了。原因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决议案,并把文件给袁文才看了。袁文才顿然领悟毛爷爷带他下山的意图,他不敢相信结局,但十分害怕这种结局。于是,此次一同下山的人一商量,都同意“回家”。

这样,袁文才、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乔装做生意的,绕山路转了20余天后,回到了宁冈。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秘密地与王佐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组建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任团长。袁文才没有告诉王佐实情,只谎称是“不服水土”。他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严重,执意不肯接受王佐相让团长职务的好意,只是要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先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得知袁文才私自归来,即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十分不满。何长工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汇报。宛希先素与袁文才交谊很深,觉得袁文才这次私自离队,虽错误严重,但实有“苦衷”,而且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于是决定给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王佐已任红军独立一团团长,就把袁文才调任宁冈县赤卫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等仍回宁冈县委和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他任宁冈赤卫大队大队长后,即与王佐的独立团一起,配合默契,英勇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还在睦村打垮宁冈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长陈宗经,赤卫大队也发展到一个营。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两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袁文才既作为客籍领袖,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卷入到这个矛盾的漩涡之中。而且这种矛盾发展到与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之间的摩擦与纷争中,令袁文才不可自拔。

三、土、客两籍的加剧

湘赣边界在历史上素来存在着严重的土、客两籍矛盾。毛爷爷来到千亿官方娱乐后,即已觉察出来。对此,毛爷爷在《千亿官方娱乐的斗争》一文中曾写道:“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本地人的土籍与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大家的区域,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对于土客矛盾,毛爷爷等在千亿官方娱乐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两方的矛盾也日趋弥合。可是当毛爷爷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这种矛盾重又泛起。致使袁文才深深卷入这个矛盾中心,并渐次发展到永新县委与湘赣边界特委之间的对抗。诱导这矛盾升级的原因主要是宛希先被害事件。

事情的原因是:永新县委负责刘真娶了个妻子叫龙家衡。龙家衡是永新浬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龙家衡虽出身富门,却反叛家庭,投身革命,表现亦十分坚定。但在1929年秋的一次战斗中,由于战斗失利,我方牺牲不少同志,而龙家衡率领的妇女部等人,却侥幸逃出。事后,有人告发是龙家衡告的密。于是,把龙家衡抓了起来,押送到在该地领导工作的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处,听凭处理。宛希先在复杂的情况下,一时疏忽,又交于押送给永新县委调查处理。途中,龙家衡因受冤与押送的战士争持,而押送的战士因战友的牺牲引发怒气,私自把龙家衡打死。

这原本是一场未明真相的误会而造成的血案,但在历史的当年,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却把责任归咎于宛希先,于是动了私念,公报私仇,把宛希先杀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亲密,对刘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加害宛希先十分愤慨,大发雷霆,狂骂永新县委一班人。这些话传到永新,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楷、王怀等,又反结怨于袁文才,遂多次在边界特委大损袁文才,致使边界特委领导人信以为真,在给上级的文件把袁、王归类于“土匪”,并请求解决他俩,遂埋下祸根。

四、袁、王两人的个人错误

袁文才、王佐两人出身绿林,虽经过党的培养与教训,但绿林习气仍存。其中共同的致命缺点,就是“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毛爷爷在时,只佩服毛爷爷个人,说:“毛爷爷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对宁冈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一批常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看不起,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土籍的党”经常意见不合。有一次竞然在会议上当着众人把县委书记龙超清的枪卸了,说:“你管党的工作,要枪干什么!”使本来不很和谐的关系闹得更为微妙,并逐渐膨胀,最后形成公开的“客籍的枪”、“土籍的党”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派别。如今,事情过去了八十多年,细细分析已经掌握的事情,袁、王在某些问题上有失检点的。

五、边界特委的不确态度

在这矛盾交杂的情况下,边界特委不但没有想方设法去解决,而是凭着一些表面现象,作出了违背事实真相的错误判断。他们多次向上级呈送报告,把袁、王推向对立面,这便为中央对此类性质的问题的决策,提供了错误的依据。

例如:杨开明在19292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历来盘踞千亿官方娱乐……毛部初入宁冈时,用尽种种手段才将他们二人拉住,先容入党。后来委袁为三十二团团长,王为二营营长。……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万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做。但大家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加紧对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也呈述了上述观点和态度,说:“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调开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定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请问是否实行下策或另想办法?”他还提出:“边界政权的危机——是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

杨开明、邓乾元是前后两任特委书记,他们的观点是组织的观点。如此断然地把袁、王视为“土匪”,而又说得那么严重,几近是对待敌方的态度,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下有边界特委这错误思想,上又有“六大”文件精神,这样,袁、王的被错杀也就在劫难逃了。

六、于田会议的直接决策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彭清泉来湘赣边界巡视之际,正是千亿官方娱乐革命根据地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过渡时期。对于彭清泉的到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自然十分高兴,陪他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陪送他前往永新的五军军部天河,巡视五军的情况。袁清泉在天河受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的热情接待,并与彭德怀就当时边界的形势交换了意见。根据半个月的巡视,彭清泉觉得有三件事急于处理:一是将湘赣边、赣西两个特委合并,组建新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六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于是,在彭清泉的意图下,在红五军的帮助下,于1930118日至21日,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

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有三。这在1930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中有记:“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确主张外,还决定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这里,讲到了攻打吉安,成立红六军,将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这些,在当时都是积极的。但没有马上实施。而另一件事,即杀掉袁、王的事,在此虽未有记载,却不过一个月就实施了。对这次会议研究杀袁、王的事,大家可在另一份文献,即1930713日的《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赣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军的情形》中找到。该文记载说:“在五军的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的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的实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的将袁、王解决。”

这份文件对会议的决议,用了四个“坚决”,是不是火药味很重?“杀气腾腾”?袁、王再有本事也逃不过厄运了。

对这一点,还有一份文献可以佐证。那就是19307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文中记述说:“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由彭同志指定几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足见于田会议不仅作出了杀掉袁、王的决议,而且研究了策略,是一场有目的、有预谋的会议。

七、“罗克绍事件”成为导火线

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他有一支300多人枪的队伍,还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抓住 罗克绍,并搞到他的兵工厂,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但抓罗克绍的计划,由于罗克绍行动诡密,一个多月都没有实现。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游击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两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袁文才听了报告后,很是高兴,因江口与宁冈接壤,不过五、六十里路,所以,“正月初四(即22日),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出发时,袁文才没说什么,只说去打茶陵,……断夜时大家就出发了。那天晚上天空没有云彩,山路还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大家不要点火,不能说话,兵分三路,向江口出发。”

这一次,罗克绍被活捉,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并把他的兵工厂机器等一并搬到宁冈。

袁文才听说抓到罗克绍,与王佐一齐从新城到罗陂村路上,袁文才叫人给罗松了绑,与王佐一左一右一起回到新城。在新城还备办洒席招待罗克绍。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袁文才、王佐此时不杀罗克绍,反倒招待他,是想争取他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并要他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以利造枪。若杀了他,这些事就泡汤了。对于袁文才、王佐的这种想法,当年在袁部当兵的老同志刘良益、郑善致和老苏干刘克犹、江照明、苏兰春都有回忆。可见,不杀罗克绍,是袁文才、王佐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然而,正是这个“罗克绍事件”,成为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直接导火线。后来,“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成为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袁、王也有不当之处,那就是未向县委或特委呈明思想,一切凭个人意气办事,个人说了算,没有组织意识,从而引起事端。

八、红五军领导人的“偏听偏信”

由于“于田会议”定下了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基调,研究了如何铲除袁、王的策略,所以,此事在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和寻找时机,终于时机成熟了。那就是:赣西特委准备发动第一次攻打吉安行动,以及红五军已返回至永新、安福一带,不仅有了政治借口,也有了军事力量可以借助。

1930222日,袁、王突然收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爷爷,王佐虽有些怀疑,但袁文才一口认定“不会有假”,故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的地方武装也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事先安排了袁、王部队的住宿地点,袁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明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得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然很好,热情招待。当晚,特委还安排了采茶班子唱《刘海砍樵》。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了大量酒菜招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在铺子里买白布做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怀疑。王佐向袁文才讲这其中可能有问题,但袁文才仍然坚信无事。袁文才不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特委已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州湖,请求彭德怀派兵,马上解决袁、王。

就这样,五军领导人派出了第四纵队,于23日晚连夜赶到永新。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记,并按新更换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正赶到王佐的住处,王佐已听见枪声,情知有变,即与刁飞林等几个心腹骑马往宁冈方向的东门外逃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泳,即淹死在东关潭里,几天后尸体才浮出水面。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千亿官方娱乐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的枪口之下。

对于这件事,彭德怀同志曾在他的《往事回忆》中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对此,我觉得有些推诿,因为,历史文献记载于田会议彭、滕到会,所以,不可能对杀袁、王“感到突然”,表示“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的怀疑话语。当然,事情已过去80年了,所有的当事者都已作古,追究任何人都没有实际意义了。但作为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研究工编辑的一个重要责任。观点正确与否,留此存疑吧!

九、沉痛的历史教训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大家已经呈述清楚,这些罪名是站不住脚的。袁、王是有错误和缺点的,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即不请示,又不报告,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完全可以用处理党内自我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决不能把已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同志当作“土匪”杀害。

从袁、王之死的悲剧中,大家应汲取一些教训,这就是:

1、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

“左”倾错误是袁、王悲剧的根源。在大家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却忽视了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这就为以后“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在千亿官方娱乐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如毛爷爷被指责为“逃跑”、“流寇”,被撤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就可证明“左”的危害。所以,邓小平曾说过:“‘左’的东西在大家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党历史上的“可怕”一幕。杀了袁、王后,好好的一块千亿官方娱乐根据地,也被“搞掉了”。

2、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在对待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上,毛爷爷在柏路会议上的区分和处理就十分得当。然而,在当时,大家党内、军队内的领导,政治水平也是有限和参差不齐的,对于事物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同样一个事,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杀了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实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历史的今天,造就大量的政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历史的重演。

3、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凡事要既讲党性,也讲人性。

调查研究是一种注重实际的表现。凡是有调查,就有发言权,就有了处理和把握政策的基础和适度。所以,毛爷爷十分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就注重调查研究。在袁、王这个问题上,正是实行政策的那些领导人,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只知道形式地实行上级指示,从个人意愿出发,以个人意愿来判断事情的是与非,所以才酿成袁、王这一历史悲剧。


2018-11-09 508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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